X 上的 小陆师傅：“写于两会的观察-国进民退，还是被染红的资本？” / X
小陆师傅
@STANLEES4
写于两会的观察-国进民退，还是被染红的资本？
这应该是今年北京的最后一场雪了吧。细碎的雪花落在长安街上，转眼就融化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路南边的人大会堂里，当雷军佩戴着全国人大代表证接受采访时，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自己。
那时候他还总是穿着一件格子衫，站在发布会舞台上，紧张得几次说不出话来，却还要强装镇定。那是小米最早的几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最狂热的年代。那时候的创业者大多相信一件事情：只要产品够好，市场够大，资本自然会来。尤其是来自海外的美元投资者们，终会有一天助力他们登上纳斯达克敲钟舞台。
十几年过去，小米从一个做手机系统的小团队，变成了一家横跨手机、家电、物联网和汽车的科技公司。雷军本人也从一个创业者，变成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企业家之一。而当年和他一起的创业者们，贾跃亭确实来到了美国，带着巨额债务、破碎的商业帝国和一地鸡毛的投资者诉讼；滴滴确实完成了在美国的上市，但仅仅只隔了一年，就因为涉嫌出卖国家数据被罚80亿，转而黯然从纽约退市；而王兴的美团最终没有去美国，而是选择在香港上市；张一鸣的字节跳动至今仍然没有上市，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几家独角兽企业之一；而像拼多多这样的后来者，则在中美资本市场之间游走，在美国上市的同时，企业的运营重心却完全留在中国。
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切面。那是一个美元资本主导中国科技型企业创业的年代。创业公司从天使轮开始，到A轮、B轮、C轮，大多都是美元基金在主导。红杉资本、IDG资本、软银、老虎基金、DST，这些名字几乎决定了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公司做大以后，再去美国上市，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完成资本退出。在那个时代，创业者们很少需要思考国家、产业政策、科技突围这些宏大的词汇。市场在哪里，资本在哪里，增长在哪里，他们就往哪里走。
资本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最顺畅的那些年里，资金几乎是没有国籍的。硅谷的风险投资可以投资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中国企业可以在纽约上市，欧洲的养老金可以持有亚洲科技公司的股票。只要回报率足够高，资本就会流向任何一个市场。于是，在2010年前后的中国互联网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同一件事情：如果一家创业公司能够做到足够大，那么终点就一定在大洋彼岸的华尔街。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是，这条看似理所当然的道路，其实只是惊涛骇浪来临前短暂的梦境。
随着2016年中美在南海那次的扳手腕没有决出胜负后，美国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其实才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双方的实力差距就在科技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逐渐加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投资与技术限制。从半导体设备到先进芯片，从生物制药再到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纳入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之中。这种变化在华尔街内部甚至有一个非常直白的说法：ABC，Anything But China。而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在很多敏感领域里，美国资本在进行全球配置时，被要求避开中国。当这种政策刚开始时，还是比较松的，并没有要求所有资本都离开中国市场。事实上，在公开市场上，美国投资者仍然在持续增持中国科技公司的股票。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例如先锋领航和贝莱德，依然通过ETF等工具配置中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例如Invesco中国科技ETF的资产规模在过去几年里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接近30亿美元，而KraneShares旗下的中国互联网ETF规模也增长到接近90亿美元。
但在另一个更关键的领域：一级市场。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监管限制和合规风险，很多美元基金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自由投资中国科技企业。与此同时，美国养老金、大学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LP，也开始减少对中国私募基金的出资。这一变化在数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根据Preqin的统计，投资中国的VC/PE基金募资规模在2017年前后达到高峰，随后持续下降，到2024年已经跌至不足当年十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IPO退出渠道收紧，中国创投行业出现明显的“退出困难”问题：截至2023年，VC和PE基金累计投资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但成功退出的资金只有约3.8万亿元。
这意味着，中国创业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种资金来源开始减少，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资本却正在迅速崛起，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如果去看中国一级市场的数据，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2016年前后，中国一级市场融资中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的比例还不到20%。但随着产业基金体系逐渐扩张，这一比例在随后几年迅速上升。到2024年，国家资本在中国一级市场中的出资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50%。这种变化，在很多具体企业的股权结构里都可以看到。如果去看中国几家最知名的新能源车公司，会发现几乎每一家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身影。蔚来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合肥市政府的投资，小鹏汽车早期引入了广州开发区基金，理想汽车的产业链项目也得到了地方产业基金的支持。这些投资往往不是控股，而是少数股权。企业的经营仍然由创始团队主导，但地方政府通过股权、产业园区和配套政策，把企业牢牢嵌入到当地的产业生态之中。这种关系，与十几年前那种单纯的“风险投资—创业公司”的关系，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
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组研究者，曾经分析过中国超过3700万家注册公司的股权结构。他们发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一些乡镇平台公司，它们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投资企业，形成一个复杂且密集的网络。而在过去十年里，这些带有国家背景的投资者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系几乎翻了一倍。平均来说，一个国家背景的投资机构现在会投资接近16家民营企业，而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8家。这也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很难再用简单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划分了。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私营公司，而是处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的经营仍然是市场化的，但资本结构、产业布局甚至发展方向，都或多或少与国家战略发生着联系。
而不得不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联系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优势。和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往往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土地、更容易建设工厂、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也更容易进入国家主导的产业链体系。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这些企业也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DP增长、产业升级以及就业规模。通过产业基金投资企业，不仅可以吸引企业落地，还可以培育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合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在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里，合肥经常被当成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城市。二十年前，它还只是一个中部省会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里并不算特别突出。没有深圳那样的民营经济传统，也没有上海那样的金融中心地位。但在过去十几年里，合肥却逐渐变成了中国科技产业版图中一个无法忽视的节点。
而合肥的传奇，都是从一次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投资开始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京东方陷入严重困境。这家成立于1993年的显示器企业，在全球液晶面板产业里长期处于追赶位置，资金压力巨大。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很可能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就在这个时候，合肥市政府做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决定。他们取消了一条原本计划建设的地铁线路，把资金投入到京东方的液晶面板项目里，并为公司提供土地、贷款以及产业配套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京东方需要在合肥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很多人当时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极高的赌博。但几年之后，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合肥的产业结构。2011年，京东方在合肥建成当时最先进的液晶面板生产线之一，合肥市政府持有公司约18%的股份。随着技术不断迭代，这个项目逐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显示产业集群，吸引了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进入当地。到2021年，京东方已经超过韩国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液晶面板生产商之一。对于合肥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家成功的企业。围绕京东方形成的产业链，每年创造的工业产值超过千亿元人民币，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这件事情后来被很多研究者称为“合肥模式”的起点：政府以资本为纽带，将企业嵌入地方产业生态，共享成长红利，共担转型风险。
根据CVInfo的统计，自2015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产业基金和“基金中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基金通常由地方财政、国有企业以及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再由专业投资机构负责具体投资决策。同时来自中国政府设立的产业资金投资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它们高度集中在几个领域：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储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各种先进制造业。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研发周期极长，资本投入巨大，而且短期回报并不确定。对于传统风险投资来说，这种项目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大多数风险投资基金都有明确的退出期限，通常需要在五到七年内完成IPO或并购退出。但在半导体、先进材料或者大型工业设备这些领域，研发周期往往需要十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募基金会选择关门谢客，而中国的国家资本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用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财政成本大约占GDP的4%左右，主要形式包括政府资助、税收优惠、低成本信贷以及土地支持。相比之下，欧盟在2022年的政府支持规模约为GDP的1.5%。中国确实投入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工具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十几年，中国产业政策最常见的手段是直接补贴和土地优惠。但最近几年，这种结构正在慢慢转变。现金补贴和土地补贴的比例逐渐下降，而税收优惠与研发支持的比例则不断上升。数据显示，技术硬件行业在2023年获得的税收减免已经超过其利润的14%，而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税收优惠比例也从2013年的4.4%上升到6.3%。换句话说，中国产业政策正在逐渐从“政府输血”转向“市场激励”。
与此同时，国家资本能够动员的资金规模也远远超过传统风险投资机构。如果把中国经济体系中的资金池简单计算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大约45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约23万亿元，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账上的现金接近10万亿元，再加上保险资金和各类财政资金。这些资金并不会全部进入创业投资。但它们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来源。当关键产业出现融资缺口的时候，这些资金可以迅速被动员起来，为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于是，在很多新兴产业里，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结构：创业者负责技术与市场，风险投资提供商业经验，而地方政府和国有资本，则提供更加长期、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
如果把这种结构和十几年前中国科技型企业创业的模式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在那个年代，中国创业公司的资本结构几乎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在今天，很多企业的发展方向，却已经越来越多地与国家产业战略发生联系。这并不是因为企业失去了市场动力，恰恰相反，在很多行业里，中国市场的竞争甚至比过去更加激烈，新能源汽车行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变成全球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之一。数十家企业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价格战、技术迭代和产品创新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但在这场激烈竞争的背后，地方政府和产业基金却提供了大量长期资本支持。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开始出现：国家提供耐心资本，民营企业负责市场竞争，而巨大的国内市场，则成为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的试验场。
而随着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力度和广度加大外，中国政治结构中也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转变。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产业技术人员和科技创业者，开始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最直观的地方，就是全国人大和政协。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全国人大代表似乎一直都是由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各类社会代表组成。但如果仔细观察过去十几年的结构变化，就会发现，来自产业界和企业界的人数其实一直在增加。以全国人大为例：2012年前后，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企业界和工商界的人数大约在15%上下。而到了最近一届，这一比例已经接近20%。如果再加上来自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新经济产业的代表，整个“产业界”背景的人数占比已经明显上升。
政协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全国政协委员的结构中，工商联界别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中国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群体在政协中的代表性也逐渐增强。近年来，全国政协中来自企业界的委员人数已经超过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政治协商体系里，企业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如果把视线再往地方层级看，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以江苏为例，江苏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根据公开资料，在最近一届江苏省人大代表中，来自民营企业和产业界的代表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省政协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而在一些产业结构变化更快的城市，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例如合肥：十年前，合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还只是一个典型的省会城市。但随着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一系列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年之间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之一。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下，合肥地方人大和政协中的代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来自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企业的企业家，开始进入地方治理体系。
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产业链中的核心参与者。他们不仅了解技术路线，也知道资本需求，更清楚产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于是，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产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已经不再只是政策的接受者，而逐渐成为政策讨论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中国政治结构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特点。那就是国家、资本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很多关键产业里，国家不再只是监管者，也不仅仅是补贴提供者，而更像是一个长期资本的组织者；企业家也不再只是市场参与者，而逐渐成为产业政策讨论的一部分。这种结构，在政治学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法团主义（Corporatism）。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协商关系，通过代表性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而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协调经济运行。在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结构。例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曾通过企业协会、工会以及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来推动产业发展。
当然，中国的制度结构与这些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但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国家掌握关键资源与长期资本，企业负责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而企业家群体则越来越多地进入政策讨论体系。于是，很多人习惯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今天的中国经济变化：国进民退。但如果仔细观察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很多时候，并不是国家在吞噬资本。而是资本自己，正在主动进入国家体系之中。
在一个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产业链越来越复杂的时代，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许注定会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依然追求利润，企业依然需要市场。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它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更大的体系紧密相连。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出现在人大和政协的会场之中。他们既是市场中的创业者，也是国家产业体系中的参与者。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再拉远一点，就会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结构中其实出现了一组非常值得注意的长期趋势。这些趋势并不是单一政策造成的，而是国家能力、资本结构与产业体系长期互动的结果。首先，是市场体系本身的逐渐深化。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行政配置资源，但如果观察电力这一最基础的要素市场，就会发现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电力市场交易规模已经达到 6.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7%，占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 64%。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40%。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到 2030年建成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并将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提升到 70%。为实现这一目标，区域电力现货市场正在不断扩大。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正在将原本高度行政化配置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向一个更接近市场机制的价格体系。而能源价格一旦市场化，其影响就不仅仅局限在电力行业本身，而是会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到整个制造业体系。这实际上是在为一个更复杂、更市场化的工业体系打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投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总支出已经达到 7810亿美元，距离美国的 8230亿美元仅一步之遥。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结构。在2010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仍然以政府科研机构为主，而到了最近十年，企业研发投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今天，中国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最重要的主体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科技体系正在从“政府驱动”逐渐转向“企业与政府并重”的结构。换句话说，中国的创新体系正在越来越接近一个完整的工业技术生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干预力度却并没有消失。根据中国向WTO提交的补贴通报数据，中国的补贴项目数量从 2001年的85个 增加到2022年的446个。乍看之下，这似乎意味着补贴政策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如果仔细分析数据结构，就会发现另一层事实。2015年之后补贴数量的跃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计口径变化——按照欧盟要求，中国开始将地方级补贴纳入统计体系。如果只看中央层面的补贴规模，其实并没有出现持续性膨胀。更重要的是补贴结构本身。长期来看，中国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在 2008年达到高点后基本稳定在0.8%左右。这说明中国的产业补贴并不是无限扩张的财政工具，而更像是一种长期战略投资。
事实上，中国补贴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规模，而是政策耐力。中央级补贴项目的平均存续时间超过10年，其中约 10%的项目甚至持续 20年以上。在一个政治周期往往只有四到五年的世界里，这样的政策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能力。
而在大洋彼岸，另一场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自2010年以来，将工作单位从美国机构转向中国机构的华裔科学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在2018年之后，这一趋势明显加速。在数学与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年度回流人数已经从十年前的 不足200人上升到 超过600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回流人数也增长到 接近300人。这一变化背后有两股力量在推拉：推力来自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等政策制造的排华氛围，拉力来自中国过去二十年研发投入增长16倍所形成的科研机遇。当学术自由遭遇政治猜忌，当东方能够提供与西方相当的研究条件，人才流动的方向自然会发生逆转。
而在产业层面，外部压力同样在重塑中国的技术路线。美国对英伟达、AMD等高端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后，中国市场迅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根据多家研究机构估算，这一缺口在 2025年可能达到1680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AI芯片产业正在被迫走上一条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大量芯片设计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加速技术研发。另一方面，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在尝试通过 集群计算与软件优化来弥补单颗芯片性能差距。这种系统级创新正在形成另一种技术路线。预计到 2027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将达到 710亿美元。
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一幅复杂的图景浮现出来：中国的市场机制正在不断扩大，资本市场依然活跃，企业创新能力也在增强。但与此同时，国家在关键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却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在很多关键产业中，国家资本、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协同结构。这不是计划经济的复归，也不是纯粹市场经济的延续，而是一种难以被既有理论框架捕捉的混合形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体系。从全国人大到地方政协，从产业协会到技术委员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雪还在下。长安街上的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人抬头看天。那些细碎的雪花落在人大会堂的台阶上，落在雷军代表证的红色封面上，落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不会永远停留，但融化之后，就再也分不清哪些是雪水，哪些是雨水了。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望这个时代的经济转型，或许会意识到：2025年的这场人大会议，标志着一个漫长周期的终结与开始。从1978年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到2001年加入WTO拥抱全球资本，再到今天：资本重新穿上国家的颜色，这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一种新的融合。
费孝通曾经描述过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一条轨道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官僚体系，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的乡土自治网络。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形成另一种双轨结构：国家掌握战略方向与长期资本，市场负责技术创新与效率竞争，而企业家群体则在两条轨道之间穿梭往来，既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体制的构成部分。
这种模式能走多远？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个相信"市场万能"、相信"资本无国界"的时代，已经随着这场春雪一同消融了。剩下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暧昧、也更加难以命名的新世界。而雷军们站在人大会堂的台阶上，既是这个新世界的见证者，也是它的建筑师，至于他们建造的是什么，答案或许要留给下一个时代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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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44 · 2026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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